人物小词典

 李士淳（1585—1665），字仲垒，号二何，广东程乡县（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洋坑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李士淳自幼聪明过人、博览诗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十五岁的李士淳在己酉科乡试中高中解元。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家乡梅江边倡建元魁塔。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并荣获会魁，先后任山西省翼城县和曲沃县县令。任上，李士淳捐俸建馆讲学，治地文风大振，被誉为“岭南夫子”。由于政绩卓著被荐参加殿试，召对称旨，授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李士淳被俘，备受刑笞，潜归故里。先后接受南明隆武帝、永历帝诏封敕谕，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里，不应征召，鬻产办学，潜心著述。纂著有《程乡县志》《阴那山志》《古今文范》《三柏轩集》。清康熙四年（1665）因病逝世，葬于松口晒布岗。

一个地方的文化演进，在重要的阶段都会出现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人物。明代是梅州的核心区程乡县文化发育成熟的时期，文教开始繁荣，人才辈出，然而却也面临明亡清兴的剧烈社会变迁和战乱的考验。幸运的是，这时候一位年届花甲的文化人挺身而出，担当粤东北士林的领袖，他既能不屈身折节，又做到了坚忍折冲，心存明室，周旋于乱世，为保存和推动梅州的文化薪火而殚精竭虑。他就是明末清初梅州传奇人物李士淳。

1. 文为士范，振兴家乡文风

“文为士范，行为士则”是东汉大儒、廉吏陈寔的人生写照，是指一个人的文章、德行可以作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明末清初的李士淳，正是梅州士林在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李士淳出生于书香家庭，父亲李鹍是一名秀才。李士淳自幼聪颖，少年考中秀才，曾隐居家乡附近的阴那山灵光寺，潜心读书，根据寺前三棵柏树，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三柏轩”。李士淳的科举之路是比较顺利的，二十五岁高中解元（乡试全省第一名），四十四岁考中进士，虽略有蹉跎，但对一位岭南士子来说也不算太迟，因为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仕途上的加官晋爵。读书于阴那山时，他常引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砥砺自己。他设馆乡里，名为“五龙馆”，教授子弟。为了振兴家乡的文风，他在松口发起修建元魁塔，在塔下建文昌祠，修建耆英书院，以改变地方文风欠佳的现状。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建石塔是个大工程，李士淳晚年曾回忆：“家无担石之储，勉任千秋之事。沿乡募化，逢人请求，人咸嗤余之迂……”就是在这一艰难的情况下，李士淳迎难而上，在崇祯庚午年（1630）完成建塔工程。修文峰塔振兴文教的想法，以今天的眼光看并无科学根据，但在当时的观念下却也起到激励士子和士民重教的精神感召作用。明代松口的进士寥寥无几，而自李士淳后，登科中甲者不胜枚举。

李士淳早年在家乡倡导的另一项文化工程就是纂修《阴那山志》。阴那山是粤东名山，自唐代惭愧祖师潘了拳卓锡此地后，佛教寺院逐渐兴起。到了明末，来自江西的真莲和尚打算向朝廷请颁大藏经，以提升阴那山灵光寺的宗教文化地位。李士淳在繁忙的举业中，抽空梳理阴那山的历史，纂修了《阴那山志》，对阴那山的历史、宗教、文化做了初步系统的整理，开启了阴那山志书的修纂工程，其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天，为保存这一宗教文化圣地的历史信息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士淳的文笔被清代学者吴兰修比喻为“野马脱缰，纵横恣肆”，兼具卓越的史才、史学、史识，使他得以完成《阴那山志》的编纂。然而能够完成包括日后的一系列艰辛文化工程，关键还是文化使命感在支撑着他的人生信念。

2. 行为士则，做官政声卓著

在元魁塔落成的前两年，李士淳考中进士，从此开始仕宦生涯，最初的六年是在山西的翼城、曲沃两县担任知县。

他上任翼城县县令伊始，“惠民训士，朔望诣明伦堂，集诸士讲学课文，捐俸建翔山书院，一时文风丕振”。对教育的重视，贯穿在李士淳的人生经历中。在他调任曲沃县县令后，依然重视当地的文教，他在当地倡建乔山书院，“讲学课文”。山西当时是贫瘠之地，适逢明朝社会动荡，李士淳重视文教，不少经费是自掏腰包。史料记载，自从他出任知县到经选拔入中央政府的翰林院，“饮冰茹蘖，不名一钱，家居萧然四壁，不殊寒素”。其《课士图志》记录，他捐建翔山书院俸银一百六十两；在曲沃他捐银一百两，作为当地士子科举卷资。

在李士淳的努力下，在他任内翼城两次乡试中举二十多人，会试中进士的六人；曲沃任内中举十多人，中进士三人，都是他指导赏拔的士人。正因为李士淳以身作则推动在任地区的文教发展，他的人格魅力得到当地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戴，被认为是一位来自岭南地区有德望的教育家，所以尊称他为“岭南夫子”。

今天想了解李士淳事迹的人士，往往会选择去松口铜盘下店的世德堂缅怀，其实这座宏伟的大屋并非李士淳的物业，而是他的侄子李椅（字直简）建的房子，李椅是他哥哥李士濂的儿子。在松口，李士淳的后裔主要住在老街的书院一带，部分则定居梅城攀桂坊的洗脚塘先贤书院，正因为物业不多，所以他的后裔不断外迁，在松口圩镇成为李氏望族的是他哥哥一脉，这也佐证李士淳是位清操有守的官员，在明末官员贪污成风的社会中，是个特殊的人物。

在曲沃知县任上，当时发生旱灾，朝廷拨出款项，命内臣前往赈救灾民。山西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委派李士淳察验有灾情的州县。李士淳单车简从，深入深山穷谷，进行调查和甄别，淘汰滥竽充数的冒领者，让上万受灾最严重的穷苦百姓得到赈济抚恤。李士淳的爱民和他注重当地教育的出发点是一脉相通的，文教发展是历时较长才能见效的事业，他毕生醉心于此，正是他作为一名读书人和官员的使命感所推动的。

3. 志存明室，孤忠藏于心曲

李士淳作为一名地方官员，尽忠职守，最后被召入中央政府担任翰林学士和皇太子的讲读老师。但是他个人的努力终究是渺小的，由于社会的混乱和朝政的腐败，造成局势不可挽回。在农民起义和清军入侵的夹击下，明王朝最终轰然崩塌。

1644年3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王朝灭亡，史称“甲申之变”。进入京城的农民军对明朝的王公大臣进行拘押，采取拷打追缴财物的方式，李士淳没有像太子的另一位老师项煜等人一样投靠大顺政权，因此列入羁押行列。羁押期间，李士淳曾遭受夹刑共四次，有些人因不堪此刑而死。幸运的是，《明季北略》虽以“惨甚”的字眼形容他受刑，大概用刑者没有下死力，让这位老者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李士淳一度被释放，但在四月初三又再次被囚。当月发生的大事，是大顺军在山海关被清军和吴三桂的部队击败，并在这个月底仓皇撤往陕西，大概是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李士淳才得以从牢狱中脱身“匍匐归里”。这年，他正好步入花甲之年。

李士淳南下的时候并没有到福王登基的南京，这是因为南京同样存在明末党争的局面。南明政权官员抱着党争的态度和绝对主义的封建节烈观念，不但把投顺和被迫临时顺从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视为逆党，而且荒谬地将李士淳这类拒绝合作而受刑的官员，经由南明朝廷的刑部定为“降贼诸臣”，罪名是“被囚偷息生还”，要求类似官员回乡待罪。这样，李士淳成了一名政治难民：大顺，他不肯投降；清政权，他不屑于投靠；南明，他不被接纳。所谓“匍匐归里”，不单是身体有伤，也有心灵受伤写照的成分，这位“岭南夫子”只好回到家乡广东程乡县松口。

1645年，南京的福王政权很快在清军的进攻下土崩瓦解。唐王在福州被拥立登基，年号隆武。其时，身在家乡的李士淳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他和小儿子李梓都接受了隆武朝廷的封职，这在一些早期的文献或者族谱一类的民间文献中可以看到。李士淳此时的职务有“吏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郎詹事府少詹事”等，比清代官修志书中“前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的记录要长，而李士淳担任的这些职务，正是南明政权的隆武以及后来的永历皇帝颁授的。虽然这些职务是遥领，并没有前往实地任职，但的确表明了李士淳严正的民族立场和忠贞的气节。

尽管遭遇磨难和不理解，李士淳内心还是坚守对明王朝的忠诚。在清兵入粤前后，李士淳曾在程乡县松口保境自守，当时地方武装势力蜂起，三河以下有吴六奇的武装虎视眈眈，北有尧塘张吉的地方武装枕戈待旦。李士淳以严正的态度晓谕对方，还单骑到三河拜访吴六奇，强调要团结对外、保境安民。他在松口梅江、松源河口，牵设铁链、检查点，对过往运输船只收取税金，作为支持南明复国大业的经费。

李士淳支持张家玉在程乡县募兵勤王隆武政权，又曾与明朝遗民罗万杰、何士冡等结“陶社”。今天的大埔县湖寮镇磐湖庵，还留有一块碑记，正是他们之间交往的历史遗迹。另外，李士淳与揭阳籍进士郭之奇互通声气，曾力图响应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反正，以打通粤东地区与粤西永历政权的联系。这些历史都被近代著名学者温廷敬记录进《明季潮州忠逸传》一书中。

（李士淳重建之松江书院旧址）

复明事业终告无力回天，尽了忠后，李士淳采取的就是“逸”的态度。但他隐逸的方式又与同时期的罗万杰、金堡（今释澹归）不同，后两者是遁入空门，禅寂一生，而李士淳是隐逸乡间、隐逸市井，思有作为。李士淳以年老为辞，谢绝清王朝的征召，先在家乡松口重建松江书院，为此卖掉田产数百亩，筹款五百两白银，构建一座有百余房间，上中下三堂以及书楼的书院，聚众讲学；又在梅城东郊的洗脚塘建有建筑一座，名为先贤书院（一说原名立诚书院，位于今华侨大厦附近），带动攀桂坊一带李氏、张氏、萧氏家族文风的兴起。他还应清朝第一任程乡知县葛三阳的邀请，领头纂修已经一百多年未曾续修的《程乡县志》。作为明朝遗民，李士淳出面修志，既有“苟有关世教，则稗史之与正史等耳，国史与邑志何择焉”的态度，也有“而吾程之志，经百余年，未及修葺，残缺泯灭。次第不伦，豕亥鲁鱼，讹舛可疵，缺征信考疑，无所景行仰止”的迫切感，更有心存明室，企图保存明史地方文献的用心。在修志的过程中，李士淳记录了南明在粤东的活动历史，包括职官、科举等一类的文献，只不过这些记录在康熙年间刘广聪续修县志时，以“查所记载，与近来条例殊多未合”为由删除了。但这从侧面反映李士淳心存明室的隐曲之心。

李士淳晚年以灵光寺的三柏轩作为自己文集《三柏轩集》的书名，他推崇柏树，虽有饱经风霜、追求长寿的想法，更多的可能是回应一些世人对他在明亡后没有殉节的苛责。“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是柏树的特性，也是李士淳在山河破碎、心无所依中坚贞与守望的一种表白。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封建节烈观念，可以窥见李士淳一生坚守了施教爱民、忠于王室、心贞如一的信条，在社稷沦亡、死亡威胁、世人误解、战火纷飞中保持有功于社会、怀德为民的作为，是多么可贵。1665年，李士淳在家乡逝世，后世追谥“文贞”。此前一年，灵光寺门前的一棵柏树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