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词典

祝枝山（1461—1527），名允明，字希哲，自号枝山，世称“祝京兆”。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与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明弘治举人，明正德十年（1515）任广东兴宁（时惠州府辖）知县，至正德十六年（1521），任期五年余。嘉靖元年（1522）官至应天府（今南京）通判，不久称病还乡。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27年1月28日）辞世，终年六十七。祝枝山善书法，工诗文，是明代著名书法家，尤以草书成就为最高，素有“明代第一草书”盛名，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的说法。作为明朝中晚期一位个性鲜明且在文学史、哲学史上具承上启下兼转折性地位的才子，祝枝山不仅在书法领域独树一帜，而且在诗文创作、文论甚至哲学思想上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其仕进与隐逸的矛盾，恪守儒学而出入佛道的冲突与调适，到晚年横放自喜、狷狂不羁的重大转变，成为其纠结一生特别是在宦游岭南时的人生命题。 

作为出身于富庶江南的世家子弟，在明朝中晚期暴得大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以五十五岁“高龄”来到岭南，作宰蕞尔小县——惠州府兴宁县。时人对他的评价是“政绩可颐”，《怀星堂集》提要中，亦称道他治政有方，“非专以文才自放者”。

作宰之路

祝枝山的人生经历，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少年得意、闻名乡里；屡试不第、宦游岭南；致仕归田、出道入佛。而其中的“宦游岭南”，即是指明正德十年（1515）由“谒选”出任兴宁县令。正是在兴宁这个小地方，祝枝山成为一名远辞江南、宦游岭南的“新客家”。撇开他于嘉靖元年（1522）转迁应天府通判的短暂经历，可以说兴宁是他一生仕、隐矛盾冲突的顶点；也正是在这里，他不仅成为一个被无数传说笼罩的才子，也成为一个被后人称道的循吏。

由于科举不第、宦途多蹇，祝枝山是怀着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到任的。正德九年（1514）春，祝枝山赴京会试不第。回望少年得名而中年困顿，平生七试不第，遂罢此念决就吏部之谒选，实属无奈之举。友人施儒劝其再试，祝致书以答，表明心志：

天下之务，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无方，得之而不易行，则竟亦空耳，何以徒劳为哉？

由少年之踌躇满志，而屡遭失利，虽自谦“枵囊钝手，本无所持”“求之无方”“乌有得理”，实则仍对科举之弊、埋没人才心怀怨怼，且心灰意冷而由京南返，“逮于甲戌，赴选天曹，乃得今命”（《怀星堂集》卷十三《上巡按陈公辞召修广省通志状》）。是年秋，祝枝山由苏州赴京，“谒选”后在京逗留了一段时间。仲冬，经天津继续南下赴任。正德十年（1515）仲春抵江阴，暮春抵杭州，至四月底，方离去再一路向南，端午至江西庐陵，受提刑按察佥事王文明之邀观看龙舟竞渡，逗留一段时间后，才抵兴宁到任。

五十五岁衰年的祝枝山，是在有些不舍中抛却风花雪月的安逸生活，远离亲朋好友，奔赴偏僻小县的。不过，祝诗《五十服官政效白公》曰：“吾年五十五，始受一县寄。七里剧弹丸，亦有社稷置。夙怀同刘君，今此幸谐志。”其诗《自京师南赴岭表·仲冬在道中》又云“晚荫答苍灵，赤鉴慎无昧”，并自注：“余弱状求仕，夙愿令长，今幸如志，深与刘梁言志符合。”从其注释中可见，他还是襟抱强烈的经世致用、造福苍生情怀的儒家知识分子。他多次自比后汉刘梁，勉励自己位卑未敢忘忧国，不论治域大小，不论官职高低，都要以社稷苍生为念。实际上，当年的兴宁确乎地偏域小，人丁稀少，盗贼猖獗，生活贫苦。据《正德兴宁志》记载，正德七年（1512）全县在册户口一千二百一十六户，人口六千二百一十四人，山林中还聚居着一部分尚未归化的瑶、畲等少数民族部落。

明代程敏政《王朔州政绩记》一文，高度概括了明代官吏的三种类型，抒发世风日下、人才难得的感慨：“噫，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难为。守令者以集事为能，而不复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废不治，人两病之；其甚者虐黩以取败行，赂而求升，侥幸一时，受讥君子。”这段话的大意是：古时所称的循吏，汉代以来已经屈指可数了。汉代以后，世风日下，地方长官以达成目的为标准，而不在意体恤百姓；能体恤百姓的，又往往因此而无法达成目标。这两种做法，令民众都深受其害。更有甚者，以残酷及不择手段来达成目的，败坏了官箴，靠贿赂讨好以求得升迁，虽侥幸于一时，但终为君子所不耻。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只要有专制皇权在，就会有程敏政所谓“以集事为能”者、“事废不治”者及“虐黩以取败行”者。欲求“循吏”，何其难哉！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祝枝山到任后，是如何做到“循吏之才”，而使兴宁“彬彬向风”。

靖安之能

明代中期，朝政日衰，沉疴宿疾祸害黎民，地主贵族鲸吞土地，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沦为流民。他们啸聚山林，成为朝廷“剿匪”对象。大才子祝枝山在兴宁修县志时，“大圣人”王阳明正率领大军在兴宁以北的江西、湖广、广东和福建四省交界一带剿匪。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至三月，王阳明率军进抵广东龙川县，剿灭了浰头的悍匪；五月，王阳明上《添设和平县治疏》，随后朝廷批准新设广东和平县。因应当时的形势，作为官府中人的祝枝山对兴宁周边盗匪猖獗、羽檄交驰、干戈满目的乱象自然十分清楚。他上任伊始，就发出“道惠何曾惠，言宁又不宁”的慨叹，但他并没有自怨自艾或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发起了一场 “扫黑除恶”运动。

一是捕盗平贼。当时，兴宁县社会秩序很乱，治安不好，强盗常出山谷放火抢劫。他赴任后以礼相待百姓，教化引导民风，并施展计谋，在一个早晨捕获三十多个强盗。《明史·祝允明传》有其莅职之初的记录：“授广东兴宁知县，捕戮盗魁三十余，邑以无警。”王宠《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记：兴宁“故多盗，窜处山谷，时出焚劫，为民害”，“公（允明）设方略捕之，一旦，获三十余辈，桴鼓不警”。正德七年（1512），大帽山贼首张番璮等聚党数千，流劫村落，攻陷宁化、石城诸县，朝廷命周南前往剿平。正德十年（1515）大帽山余乱复起，祝枝山亲率兵勇前往平乱，斩其首领，“并歼其党四十余人”，从此境内安宁。

二是听讼决案。兴宁旧日民风不良，多因小事引发邻里纷争：“凡民有事，两自谓直，不肯下家族乡侣。判以理，未遽服。”祝枝山到任后，勤于政务，决讼得法，赏罚分明，严厉打击无良者，使“奸黠敛迹”。在祝枝山的治理整顿之下，兴宁社会治安大有起色，在短时间内就把积压多年的公文处理完毕。特别是判决案件，以秉公办事、掌握证据、善决善断而受到民众称颂。

恤民之举

祝枝山到任伊始，即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兴宁僻远穷瘠，他走乡串户私访，专挑土地贫瘠、茅舍倾斜之农户。得悉百姓一日三餐以野菜、番薯疗饥时，心中酸楚，当即承诺减免赋税。在祝枝山任内五年余，兴宁百姓生活大有好转，不少人家可至丰衣足食，而其本人却因催缴赋税不力，被朝廷减薪、停薪。正德十一年（1516）祝诗《归与》自注：“予丙子冬暮入广，上司以拙于催科，秋税后期，停给俸米，文移在县，而予身在广也。”当年冬天祝枝山到广州公差，惠州府上司问责他催交粮税不力，停发他的工资，文书到兴宁，祝才子却身在广州。是故，才有他的“夺禄浪言耕有代，旅行谁信出无车”（《归与》）之名句。

《正德兴宁志》第一卷有对官署的记载：“厅三间，穿堂三间，后堂五间”，“知县衙一区，旧在正厅东，今在后堂后”。祝枝山即在县衙居住办公，在《县斋早起》一诗中，祝枝山写道：“县小才疏政未成，披衣冲瘴听鸡鸣。向来啸傲知多暇，老去驱驰敢自宁。”亦可见其勤勉于政事。故而上司虽责其催科不力，仍赞其勤于政事，为官清廉。他因着政绩卓著的察考结果，后转迁应天府通判。总体来说，祝枝山在兴宁任期内，是能够体察百姓疾苦，努力兴利除弊有益于民事的。

教化之功

《正德兴宁志》第一卷描绘了兴宁地貌：“……逮入县境，划然旷望，群岫遥列，周匝如堵，中铺沃壤，夷若展掌，形观殊美。”祝文《兴宁水记》又云：“兴宁小邑……四郊皆平畴，千山锁合，民稼环堵，中水出山。”对兴宁这个岭南化外之地，祝枝山曾在游县城南郊神光山时，挥笔写下“山灵为我乡人问，更许何年会有光”这句五百年来的“第一慨叹”。而王宠在《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记录了祝枝山“暇则亲莅学宫，进诸生，课试讲解。岭之南，彬彬向风矣”，从中可一窥祝枝山对兴宁的教化之功。

一是移风易俗。兴宁“土俗婚姻丧祭多违礼，疾不迎医而尚祈祷，公皆为条约禁止”。《兴宁县城隍庙碑》记：“民之私事者尤极恭肃，遇事祷祈匍匐控扣，无事亦以时瞻顿，凛凛如事生，远近之所同也。”“乙亥，予来宰兴宁，率国章，弗敢弗虔于神。邑地陋，憙事鬼而于神特严。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两自谓直，不肯下家族乡侣。判以理，未遽服，宁并走庙，号于神，矢之愿福直祸枉，乃遂释去。”祝枝山修葺城隍庙的目的，在于借神鬼之道，行治政之义。从此时期他的若干诗文，如《与兴宁师生论乡饮帖》（乡饮，古代嘉礼之一，指乡饮酒礼）、《与连博士劝勿食牛饮水书》等，亦可见祝枝山对地方移风易俗所做的尝试与努力。如《怀星堂集》卷十三之《与兴宁师生论乡饮帖》，开篇明义指出乡饮实与“礼”关系甚深：“乡饮之礼，主于尊齿尚德，非他宴享者类。”接着进一步提出乡饮之礼不宜“滥”“俗”“乱”，指出乡饮座次、饮乐事关“名实”之分：“夫坐而享者，为尊且荣之也。赞礼奏歌，皆为享出。如赞奏之顷当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与饮，则是紊礼乐、爽名实。”《与连博士劝勿食牛饮水书》一信中，祝氏对僚属连忻“啖牛脯后胀感，因复饮水，遂至大下”的行为予以忠告，大书特书养生之道，指出人应遵循自然，起居饮食、生活卫生都应合乎自然。

二是授课讲学。祝枝山有感于兴宁学风不兴，于是“暇则亲莅学宫，进诸生，课试讲解”。有据可查的是，经其提携奖掖的后进，僚属张天赋拔贡，后任湖南浏阳县丞（见本书《位卑德劭张天赋》一文）；王天与得中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协王阳明剿匪，助其经略赣南，后擢拔浙江道巡按御史，政绩显著。其余奖掖者，亦不在少数。“丙子、己卯再乡试，公皆参典文衡，得士之盛，与有劳焉。”此后兴宁文教，亦由此大兴。

三是编修县志。正德十一年（1516），祝枝山主修县志四卷，题为《正德兴宁志》，为兴宁乃至客家地区现存最早的县志。明嘉靖国子监祭酒、《广东通志》编纂者、大儒黄佐，对祝枝山主持编纂的兴宁县志予以高度评价：“虽祝君允明志兴宁、陈君用贞志长乐，有行于时。而博罗、龙川，则未有成编……乃今克会成书，俾足征焉，岂非典哉？”此县志由祝枝山主持编纂并亲自执笔书录，由行楷而行书再行草，最后变成狂草，成为传世中的珍品。更加可贵的是，该志的手写定稿是祝枝山在赴广州、舟经东江时完成的，他在该志序中记述：“余舟中稍为之芟除比联，以成书四卷，题曰《正德兴宁志》，以别于旧。”它既是一本书法墨迹，更是梅州市最早的志书。

建设之力

正德十年（1515），祝枝山主持重建城内老街关帝庙。其后数年，他又组织修葺城中寺庙、亭台诸处。《惠州府古迹考·县志》记：“兴宁县湖山胜览亭，在永福寺。明正德中，郡守陈祥辟淫祠改建，知县祝允明记。”“迎恩亭，在县西南五里，久废。明成化十六年（1480），知县侯爵再建，又毁。正德十三年（1518），知县祝允明复建。圮后，邑人黄文祖修之。”修葺城隍庙，祝枝山更以私俸补足款项：“戊寅之岁，予初考将盈，每谒祠，见颇有未葺饰处，稍以私钱整之。”

正德十四年（1519），祝枝山主持兴建的和山岩寺落成，他亲手书写遒劲有力的“灵岩”二字刻于和山岩石壁上，并写诗刻碑，把郊游踏青与倡导纯朴民风结合起来。同年，祝枝山踏遍县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察看兴宁的地理环境，深入民间了解民情，耳闻目睹天旱水涝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后，写下著名的《水利记》一文，阐述水利对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兴宁各地官绅百姓都要兴修水利。他发动叶塘乌池村绅吴法谦率众在乌池与大坪朱坑村交界处，筑石陂一座，并开挖经龙跃、龙塘至坪埂村的灌溉渠一条，全长十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一千五百多亩，至今仍发挥作用。学宫、和山岩寺诸处，遗迹今犹存，邑人感其功德，特于和山辟建“祝王游院”，墙上绘有祝枝山和王天与全身像，记且祀二人功绩。

祝枝山还把江南制作点心的工艺带到兴宁，结合客家点心制作特色，用糯米、芋头、芝麻、砂糖等原料，制作成一种又酥又香，又脆又甜，色、香、味俱佳的食品，命名为“蓼花”，成为如今当地人民及游客喜爱的点心。

概而述之，祝枝山虽曾自谦“拙谋果是因微禄，好傍吴田晏起耕”（《县斋早起》），但其在兴宁任上展现出循吏之才。明代岭南意识勃兴，本土文士纷纷寻求具鲜明地域标记的文化人物代表。明中期，祝枝山宦游岭南时留下大量描写岭南风物的文学作品，及与岭南士人的唱和，如上任伊始即先后与河源令郑源、徐闻令等交游；治兴期间奖掖僚属张天赋、王天与等；与南海伦以谅、伦以训兄弟等岭南名士的切磋，可谓是明代岭南文化与岭外文化相砥砺、激荡的一个侧面，既构建了岭南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生动图卷，也抬升了岭南文化的整体格局。

可喜的是，当年他就兴宁发出的“山灵为我乡人问，更许何年会有光”（《游神光山》）这样的天问，在五百年后，滚滚向前的时代已给了他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