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词典
刘元城（1048—1125），名安世，字器之，号元城、读易老人，河北大名（今河北馆陶）人。北宋后期大臣，以直谏而闻名，被时人称之为“殿上虎”。熙宁六年（1073），登进士第，不就选，从学于司马光。司马光拜相，荐其为秘书省正字，后又以吕公著的推荐，任右正言，累迁左谏议大夫，进枢密都承旨。章惇掌权，贬英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徙梅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基，获赦北返，历知衡、鼎、郓州及镇定府。在蔡京为相后，被连谪至峡州羁管。卒于宣和七年（1125），后获赐谥忠定。在《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著有《尽言集》。
礼贤下士是儒家选拔人才的理念，但过于注重“贤”的人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西人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描述的是人类社会的政治脉象，古代金字塔结构的中国自然无法避免沦入这个陷阱。不过在古代社会，总有一些牛气冲天的监察官，称得上“风霜之吏”，他们身处浊世而不摧志屈道，不时会有奋身搏击、激浊扬清之举，最终“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北宋的刘安世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代表。
在北宋前中期，言论相对宽松，政治相对清简，士大夫敢说、敢做、敢当。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蔡襄、赵抃等人，都是在谏官职位上，以直言谠论、不避权佞而留名青史。到了北宋后期，由于党争不断，士风凋敝，蔡京、童贯之徒皆以见风使舵、溜须拍马走上权力巅峰，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但就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刘安世仍不怕丢掉前途、富贵，甚至冒着牺牲生命的风险说真话，这让他博得了后世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北宋最后一位铁骨铮铮的谏官。
少年执着“真学问”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刘安世也并非天生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谏官，其成长之路亦是颇值得我们探讨的。
刘安世是河北大名（今河北馆陶县刘齐固村）人，后来大名一带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县城被淹，刘安世家的宅第也被冲毁殆尽，一家人颠沛流离，举家徙居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双台村）。因为旧时多以籍贯所在地作为区分不同儒者的标志，所以后来学者多称刘安世为“元城先生”，这便是我们把刘安世称为“刘元城”的缘由。耐人寻味的是，馆陶卫河西岸这片美丽土地，还是唐代著名谏官魏征（今河北省馆陶县人）的故里，我们可以推测，魏征对刘安世的影响是非同寻常的。
除了历史上的魏征外，对刘安世影响最大的当世人物莫过于司马光。刘安世的父亲刘航与司马光为同榜进士，而刘航又非常仰慕司马光，因此他便让儿子刘安世从小拜司马光为师。司马光是文坛巨擘，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励，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而其“学在力行、正心诚意、刚正不阿”的为学之道对刘安世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是完全被刘安世所继承。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元城学案序录》中就写道：“涑水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即刘安世）得其刚健。”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此时的刘安世才二十五岁，便已进士及第，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他婉辞了朝廷的任命，径直前往洛阳，再次跟随在那里埋头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学习。一日，刘安世向司马光询问：“尽心行己之要，可以终身行之者。”司马光告诉他：“其诚乎！吾生平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刘安世又问从什么开始践行“诚”，司马光告诉他“自不妄语始”，也就是说要从不说虚妄不实的话开始，要说真话。从此，刘安世便开始“诚”的修炼，此后力行终身，一辈子都践行着这条准则，不断地修正锤炼自己，坚持讲真话，成为当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典范。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刘安世之所以能在日后的谏官生涯里坚持讲真话、讲直话，即使遭受残酷迫害，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依旧不改初衷，坚强不屈，这些皆与其在少年时期从魏征及司马光身上所获得的一心为国、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正心诚意”的学问修养是分不开的。
时人称之“殿上虎”
在司马光身边再次求学的七年之后，刘安世才接受朝廷的安排，出任洺州司法参军，从此正式步入仕途。司马光任相后，推荐刘安世出任秘书省正字，把他从地方调到了中央。后来，司马光去世，吕公著任相，高太后向丞相征求谏官人选，吕公著推荐了刘安世，于是朝廷任命刘安世为右正言。右正言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因为它以规谏皇帝、弹纠百官为职责而显得异常敏感和重要。宋代选拔谏官历来严格，既要求品学兼优，也要求廉洁正直，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刘安世在朝中的口碑和品行。
刘安世仪表魁梧高大，说话声如洪钟。当时，因王安石变法激起了如火如荼的“党争”，权臣走卒，大都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尽管如此，刘安世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弹劾不法，从不徇私。知枢密院事章惇的父亲以自己儿子的名义强买百姓田产，刘安世于是多次上书朝廷，指章惇为军政长官，知法犯法，应严办。这件事虽不了了之，但刘安世的忠直让高太后十分欣赏，她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像刘安世这样正直的人，应该留在朝廷。”不久，便提拔刘安世为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后又重任为左谏议大夫。
在谏官任上，刘安世正色立朝、秉持公道，弹劾了十多名权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时任宰相，便被他弹劾罢职。有时他跟皇帝争执得面红耳赤，皇帝大怒，下面的大臣吓得面如死灰，刘安世却毫不畏缩，等皇帝气消了，继续谏言，人称“殿上虎”。
刘安世作为一名谏官，坚持讲真话、讲直话，为此受尽了托名新党的奸佞之流的残酷迫害，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不改初衷，坚强不屈，是中国历代监察体系内直谏言官的标杆，而其“殿上虎”之名与苏东坡用于称赞其的“真铁汉”之语，也被后世作为对直谏言官的最高褒赞。
贬谪梅州“真铁汉”
刘安世在谏官任上，曾多次弹劾章惇，因此，章惇任相后，把刘安世贬官至岭南英州，后来又将他贬往梅州。元符元年（1098），刘安世因在同文馆狱案中受到蔡京、章惇迫害，移为梅州安置，且被勒令停职，永不收叙，仕途几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宋代，春、循、梅、新、高、窦、雷、化这八个州是令人生畏的地方，有所谓“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说法。而“八州恶地”刘安世却“历遍七州”。在威胁面前，刘安世从容面对，不为所动。
刘安世在被贬梅州的日子里是充满凶险的。刘安世的学生马永卿所编的《元城语录》便详述了刘安世在梅州历险的经过。一次，章惇与蔡卞想把刘安世置于死地，趁着使者到海岛杖杀陈衍，派刘安世以前相交比较深的朋友前去梅州拜访，委婉地威胁他让他自杀，然而刘安世不为所动。后来章惇提拔了一个梅州本地土豪担任本路转运通判，并派他来杀刘安世，在那个土豪快到梅州境内时，梅州知州派人来劝刘安世准备好后事，刘安世面色不改，与客相对饮酒谈笑，慢慢写了几页信交付给他的仆人说：“我如果死了，按照信中所说去做。”回头对客人说：“死不难了。”后来客人看到了那几页信，才知道刘元城写的都是同贬之人的家事，甚为详细。到半夜，突然传来钟声，原来，受命刺杀他的刺客到离梅城二十里的地方得暴疾吐血死亡，由此，刘安世才幸免于难。
在刘安世流落岭南的同时，一起被贬谪岭南的还有名冠九州的“两苏”，即苏轼与苏辙两兄弟。其实说起来，苏轼还是刘安世的伯乐。元祐元年（1086），苏轼为翰林学士，刘安世在司马光的举荐下参加了苏轼所主持的学士院考试，最终被录取为秘书省正字。后来，刘安世与“两苏”虽然分属“元祐三党”之朔党和蜀党，朝廷上也时有针锋相对，然而私底下却颇有交往，也惺惺相惜。在《元城语录解》一书中，便有不少与苏轼、苏辙相关的记载，在刘安世谈及士大夫品行时，其中写道：“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非随时上下人也。”由此可见，刘安世对于苏轼的品行是极为推崇的。
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继位，继而大赦天下，三人一同获释。次年正月，当刘安世翻过大庾岭，来到南安军治所大庾县（今江西大余县）时，正好遇到同为北归，而在此地歇脚的苏轼，两位备受政治迫害的“元祐党人”，这时已经完全放下了政治主张的区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元城语录解》记载，在北归的路上，刘安世与苏轼“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三日不见”。然而此时的苏轼已精力不济，鬓发尽脱，与此相对刘安世却气色不减，因此苏轼在归舟上回复孔平仲的书信中写道：“刘器之（安世）乃是铁人。”当然，这里的“铁人”除了说刘安世身体健壮外，应还有对其不畏权贵之铮铮铁骨的称许。
梅州传授“元城学”
刘安世在梅州期间，不以瘴疠为苦，依旧乐观，闲暇之余亦多有吟咏。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写道：“西岩，在州之西，距城七里，中有兰若，曰灵境，依山为宇，景态万状，元祐间，元城先生登览赋诗，岩之胜状，品题殆尽。”此中“元祐”或应为“元符”，而刘安世的诗也已难寻。
作为一个劫后余生的铁汉，来到这“与死为邻”的梅州，刘安世并非只知道乐观吟咏，他更想做的是以办学这种方式来体现其人生价值。在贬谪梅州期间，刘安世在州城中创建了书院（后世称为“元城书院”）。清康熙《程乡县志》卷二《古迹》记载：“元城书院，今不知其处，但据邑旧志云，毛子羽为元城书院山长，故知其有书院。”
虽然如今书院已难觅踪迹，但是刘安世在梅城创建书院对梅州“士习民风”的影响是深远的。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写道：“元城刘公谪官梅州，建书院于梅城之东南隅，日聚多士讲学其中，士习民风翕然丕变。”
刘安世其人是北宋“元城学派”之宗师，门下如吕本中、曾几等知名人物甚多。其言是“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有这样一位大儒在梅州设书院授徒，可以想象，在那讲坛开讲的，必定少不了当时的名师大家。而今见之于文献记载的，便有《元城语录解》中所记载来梅的“所厚士类数辈”，这些人与刘安世旧时相交甚厚，虽然他们过来主要目的是劝刘安世自杀，但是在此之余或许还会到书院开讲。除此之外，另一个文献记载有可能开讲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的好友，来自四川眉州的巢谷先生。
元符元年（1098），苏辙从雷州再贬谪至循州（龙川），此时刘安世也被贬至梅州。次年正月，巢谷先生为了看望“两苏”，不远万里从四川前来。当其到梅州时给苏辙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有关巢谷在梅州的具体事迹，虽然未见于文献，然而作为一位学养“虽朴而博”，志节非常之人，刘安世是非常有可能邀请其到书院开讲的。
刘安世在梅城创建书院招徒讲学，不但开梅州书院之先河，也开启了梅州地区兴学的历史。梅州此后书院、社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最终成就其“人文秀区”之美名，刘安世有开创之功。所以，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认为：“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而绍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刘公也。”
元城书院是一个由学派宗师主持、名师大家开讲的书院，其对当时士子的影响力是可以想象的。在书院落成后，以书院为起点，在学宫、书院教育体制的带动下，梅州学子们不坠青云志，虽居蛮荒，耕读不辍，梅州学风逐渐兴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据梅州知州方渐记载：“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读书在梅州已成为一种时尚。到了清代，梅州读书之风鼎盛，清乾隆《嘉应州志》记载：“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万余人……文风极盛。”知州王之正还在州衙照壁上书“人文秀区”以志文风之盛。
然而，正当刘安世在梅州潜心办学之时，章惇、蔡卞又想着对其做进一步的迫害。元符三年（1100），在昭怀皇后正位中宫后，章惇、蔡卞又借机进谗，认为刘安世“进谏乳母事”是针对昭怀皇后，于是便下诏传令应天府少尹孙鼛将刘安世以囚车解赴京师。幸好此时正好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囚车自汴京还没走出几个驿站就回了。刘安世在获得大赦的消息后，也开始北返，由此结束了在梅州的谪居生活。
刘安世北归后移居衡州及鼎州，然后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郓州、真定府，然而曾布又忌恨他，不让他入朝。后来蔡京当宰相，把刘安世连续七次贬谪到峡州拘系管制。后复官承议郎，寄居宋州州城。宣和七年（1125），刘安世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纪念印记】
刘安世在梅期间，操守清廉，弘扬文教，成绩斐然，深受州人爱戴。在其北返后，梅州与其有关的祠祀层出不穷，最早是在宋开禧元年（1205），知州刘涣在城南百花洲尾作先贤堂，其中便祀有刘安世。到了宋淳祐年间，知州杨应己慕刘安世之为人，在州治内建铁庵，并且为刘安世撰写了《铁庵铭》。值得注意的是，杨应己字铁庵，这可能是受刘安世影响。人们为祭祀刘安世，后来还将元城书院改为铁汉祠，后废。
到了明清，对刘安世的崇祀更为盛行，从明初的双忠书院到后来明崇祯九年（1636）所建的“五忠祠”，直至清初的七贤书院，都祀有刘安世。另外，明崇祯十一年（1638），程乡知县陈燕翼在倡建州城北门楼时，塑刘安世的像于楼内，每年春秋仲月，正印官致祭，此楼也被命名为“铁汉楼”。铁汉楼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拆城后被毁。为了表示对刘安世的怀念，铁汉楼旁边的一条街被命名为“元城路”，该路至今仍存。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当时的梅县县长梁翰昭在梅城金山顶倡建七贤亭，七贤之中便有刘安世。虽然旧时对刘安世的祠祀极盛，然而如今除了元城路还在，其他祠庙书院都已湮没，就连金山顶民国时期的七贤亭也于前几年因年久失修被拆毁。2017年梅县区将梅花山原来的“梅花亭”改建为“七贤亭”，亭内重新对“梅州七贤”进行宣传，也算是延续了金山顶七贤亭的使命。而对刘安世的祠祀，目前只在梅县区城北镇的相公亭内有发现，该处除了奉祀张九龄、韩愈外，还奉祀着刘安世。
除此之外，翻开梅州的旧志，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歌咏刘安世的诗文，而梅州历代士子也都以刘安世的铁汉之风作为精神支柱，特别是位居言官者，无论是执法威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被明成祖朱棣封为 “骢马御史”的廖睿，抑或是清代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邱玖华，都有“直谏”之名。梅州人民敬仰刘安世由来已久，至今还引以为傲，把他视作威武不能屈的楷模，直至今天，梅州城中乡里的刘姓祠堂的大门对联仍写着：“彭城世泽，铁汉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