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调研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调研期间，老党员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手说：“你是腐败分子的克星，全国人民的福星！”庄志阳 摄

1949年3月，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鲜明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实际上为在全国执政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两个务必”提出两个月后，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三营八连进驻上海，执勤于繁华的南京路。

一些人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的军队红着进去，不出三个月就会黑着出来。在灯红酒绿的闹市中，八连官兵们克勤克俭、坚守初心。他们住在旧仓库里，睡地铺，穿粗布衣服和老布袜子，人人三件宝：草鞋、自糊信封和针线包。连队和各班排自备“三箱”：修理箱、木工箱和理发箱。战士们自己动手缝补衣服鞋袜，修理桌椅板凳，互相理发，把节约下来的衣服和钱捐献给灾区人民。从“南京路上好八连”身上，上海人民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本色。

然而，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当了俘虏。

宋德贵，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1935年加入红军，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曾出生入死，立下战功。1951年，宋德贵被派往东北采购木材，结识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赵溪桥抓住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的弱点，每天请他下馆子，经常送钱送礼。他们在东北住最好的旅馆，在北京吃最好的饭馆。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费1.6万元。宋德贵腐化后，与奸商勾结，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被判处死刑。

面对这一腐化典型，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公安部大会上说，“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能否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关乎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经受执政考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特大贪污犯，开展整风、整党，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用事实作出回答。

总结历史经验，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人员时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清醒头脑，深入思考长期执政中如何管党治党问题，作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重大论断，把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头等大事。

丰泽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有名的高级饭庄。这里一度常有“特殊宾客”光顾，一顿饭菜几十元，而他们只付一二元，名为“吃客饭”，实为搞特权。其中一位，是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对这些“特殊宾客”，饭庄职工表面不敢吭声，背地里却常议论。

陈爱武，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全国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为了“吃客饭”的事，他先后反映到饭庄党支部、北京市服务局，都得不到解决。怎么办？他一封举报信寄到了中央纪委。

中央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随即向全党发出通报。通报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对陈爱武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予以赞扬，责成有关部门整改。商业部党组就商业系统存在的特权思想进行检查，部长王磊写了书面检查，检讨自己的特权思想和错误行为。《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进行了报道。

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不小震动，有的认为处理过重。对此，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严肃地说：“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面对改革开放以后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滋生蔓延等问题，我们党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应对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将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1992年10月，十四大党章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总纲，“从严治党”正式成为管党治党的总遵循和根本原则。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提出，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战略引领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有了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起死回生！”吉林省四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老员工，这样谈起科研院几年来的生死起伏。

科研院曾是四平市效益最好的生产性事业单位，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去。然而自1998年起，先后两任院长肆无忌惮的贪腐行为，带坏了全院风气。23名中层以上干部22人先后“沦陷”，职工盗窃成风，偷原料、偷产品、偷工具。领导贪腐、家底败光、歪风盛行、人心涣散，科研院终于陷入长期停产停工、负债8000余万元的境地。员工大规模集体上访，甚至有党龄20年的老党员因太失望而提出退党。“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科研院就彻底完了！”时任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徐绍刚回忆说。

党的十八大后，雷霆万钧的全面从严治党之势下，科研院的“污染源”被全面铲除：2016年5月，已调离两年的原院长董卫东接受审查；8月，原院长程晓民受到留党察看、撤职处分，科研院原班子除一人外全部撤职，所有中层干部全部撤职；9月，科技局原局长调离、驻局纪检组长被勒令辞职。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的观念淡漠，党的领导虚化、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科研院新班子认识到，肃贪反腐只是“止损”，关键还得“立”，得把企业救活，让职工重新过上好日子。

加强党对科研院的全面领导，重拾群众信任、改变干部职工精神状态，精简机构、选举各部门负责人和职工监督员，调研市场、修复设备、谋划恢复生产，一系列正本清源之举下，科研院再现干事创业的清正风气。2016年，停产三年的科研院重新开工。曾经的上访带头人于飞为了给院里节省2000块钱，58岁仍爬到车间房顶维修电路；年届六十、即将退休的刘伟亭，一头扎进生产车间搞技术革新；曾提出退党的常文，不但主动交纳党费，还时时关心企业生产。领导带头、党员争先、职工奋发，科研院迈开了凤凰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