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八大名臣”，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这“八大名臣”之中，还有一位来自广州花都的湘军将领，此人便是活跃于道光、咸丰年间的骆秉章。

花都区马鞍山公园内的骆秉章铜像近景。黄楚旋 摄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人，曾留任京官十余载，又在地方担任封疆大吏长达十七年——抚湘十载，督川七年。其间，他尽忠职守、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受到朝野推崇。他出淤泥而不染，仕宦初期，身处贪腐积弊之中却坚拒贿赂，挺身对抗“潜规则”；升任朝廷重臣后，他敢于弹劾贪官污吏，积极举荐清廉人才，有效遏制任职地的贪腐之风，又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安民生、促发展，救民于水火之中，在当时的政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他曾任职的四川，当地百姓对他拥戴至深，将他与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韦皋并称（参见《清史稿·骆秉章传》）。

严查银库 坚拒贿赂

广州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青山环抱，鸡犬相闻，世居村民以骆姓居多，这便是骆秉章的故乡。后来，骆秉章随家人迁往佛山，全家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为生。因家境清贫，骆家人把通过科举取士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家中最小的儿子——骆秉章的身上。

花都区马鞍山公园内的骆秉章铜像。黄楚旋 摄

骆秉章自幼勤学，饱读经书三十余年后，年届不惑的他终于在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他留任京官十余载，因办事清正，深得朝廷信任。

道光二十年（1840），骆秉章受命稽查户部银库。户部职掌全国田地、户籍、赋税、俸饷等事务，其下银库是贮藏各地解送京师税银所在地，存在许多非法敛财的“门路”，此前在此任职之人，往往心照不宣、沆瀣一气，导致银库长期亏空。

骆秉章在上任之初便被告知，按照“惯例”，库官在清点入库的银两时，每一百两便多收四两作为众人的“辛苦钱”，其中二两归库丁，二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查库御史每年能得二万余两的额外收入。多收了这份“辛苦钱”后，这些人便将实收的六七百两，甚至是四五百两当作一千两来计算入库；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银号送来的成色不足的银两收入库中，以此损公肥私。

面对这样的“惯例”，骆秉章断然拒绝。到任之后，他清查陋规，严格把关。查库期间，他要求库丁们必须严格称量入库银两，若税银数量不足，须补满为止。

对于徇私舞弊之徒，即便是相熟之人，他也绝不手软。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一日，潘家家丁和银号伙计前来交税，称银时却缺了二十五两。库官看在潘世恩的面子上，本想视若不见，却被骆秉章严厉制止，坚持让潘家必须补足税金。

民国时期瞿兑之所著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有载，骆秉章在银库任职期间，诸事皆清廉慎严，“每月仅收饭食银三十八两，每年还分一百两犒赏车夫跟班”。各银号为了收买骆秉章，曾委托其同乡向骆秉章许诺，到任即送上礼金七千两，每年三节（端午、中秋、岁首）再分别孝敬七千两，都被他严词拒绝。他不仅洁身自好，还禁止随从在履行公职时索取分文。由于骆秉章的一丝不苟，据传有银号、库丁曾联合串谋，出七千两为其“买官”，试图将其调离银库。

然而，积弊已久的国库亏空问题，并不会因骆秉章一人的正直廉洁而得到彻底改变。道光二十三年（1843），户部银库东窗事发，亏短白银达九百多万两，骆秉章也因“失察”而被革职。直到朝廷彻查后，道光皇帝才发现骆秉章持正无私，于是特颁旨意，重新任命他为五品右庶子，嘱托他将来好好为国效力。

主政湘川 整肃积弊

此后，骆秉章接连奉命赴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巡视，整肃官场风气，成绩斐然，得到广泛认可，后历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等职，道光三十年（1850），骆秉章被任命为湖南巡抚。

此时，湖南境内社会治安动荡，全省财政经费捉襟见肘。骆秉章通过调查，发现原因之一出在“漕粮陋规”上。原来，征收“漕粮”本是南方官员收入及办公开支的一个重要来源，出自农户纳粮时缴纳各种“浮收”（即附加费），但除去沿途运输、损耗和管理等实际费用，大部分“浮收”都被各级官吏差役层层盘剥、瓜分。不仅如此，“浮收”还因地而异、不断浮动，百姓苦不堪言。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漕粮陋规”愈演愈烈，“浮收”大有逐年递增的倾向，民众负担日益沉重，生存艰难，税款积欠问题非常严重。朝廷虽然有意整顿漕运弊端，但因为官场腐败积重难返，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骆秉章意识到，要解决税款积欠问题，必须重建漕运新制。他下令限定“浮收”的准确细数，还派出廉洁士绅协助稽查，各州县官员若有阻扰一律撤职。改制之后，因为“浮收”的大幅压缩，减少了征粮过程中因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缓解了粮户压力，恢复了生产和纳粮的积极性。“农民则欢欣鼓舞”（《骆文忠公奏议》），“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