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廉大义》㉜“拓新循吏林达泉”
发布时间:2021-05-13  来源:梅州市纪委监委  浏览次数:159   字号:

人物小词典

林达泉(1829—1878),字海岩,广东大埔三河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同治三年(1864),获苏松太道丁日昌辟佐为幕僚。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丁日昌雅重之。同年,林达泉归里练乡勇,筹备防御战乱,叙功绩,以知县选用。历任江苏崇明县、江阴县知县,光绪元年(1875)升任海州直隶州知州,均政绩蔚然。光绪三年(1877)升任福建台北府试署知府,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征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亲力亲为,积劳成疾。次年,丁父忧,忧伤哀毁,遂因病卒于任上。生平写入国史馆《循吏传》,朝廷特赠其太仆寺卿。所著文章被温廷敬收入《茶阳三家文钞》,其中《客说》是早期客家研究的重要文献。

清代末期,国家面临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其时中国因与世界发展潮流的脱节而国势贫弱、落伍,沦落到被外强侵略的不堪地步。一些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与国家沦亡的局势,奋起探求改变国家命运的良策,了解世界之大势,参与早期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梅州亦有一批倡导经世致用的英杰之士投身这一救亡洪流,在这些具进步眼光人士中而有“循良之吏”称誉的,当推曾任台北知府的大埔人林达泉。

少好读书,有经世之志

林达泉是大埔县三河松水涧人,出生于客家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家里有时余粮不继,吃不饱饭,他依然捧着书本诵读,声若金石,非常洪亮,读书尤其关注经世致用的内容。为了钻研学问,他和住在三河汇城内的贡生饶云骧经常切磋学问,为了见面不惜徒步三十里,一谈就是一整天,兴致盎然,仍不觉得疲倦。

林达泉在咸丰十一年(1861)考中举人,刚届壮年,虽然暂无文献显示他是否继续在传统的科举之路上继续攀登,但其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内有朝政腐败引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等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1863年,他毅然应晚清著名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丁日昌的邀请,前往江苏,成为时任苏松太道台丁日昌的幕僚。丁日昌是广东丰顺人,与林达泉算得上是客籍同乡,且以廪生的身份练团抵御战乱,以军功起家,颇具经世之才,出身上两人可谓惺惺相惜。林达泉由于长期留心时务,对于疆域地理、军事国防以及海外西方各国的制度、形势了如指掌,对丁日昌开展洋务活动相助甚为得力。

这一年,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的军队进入广东,大埔适当军事要冲,林达泉或许是受丁日昌当年以军功叙用的经历启发,或者直接是因丁日昌本人的建议,回到家乡练勇筹防。战乱平息后,林达泉论功绩被朝廷给予“知县选用”的资格,并再次进入丁日昌麾下担任幕僚。林达泉曾经上书两江总督曾国藩,商讨国事,提出的见解获得曾氏认可,以“高掌远跖”期许他。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从事洋务和教案处理等事宜,处置得当,政绩卓越,其时处理政务的公牍多出于林达泉之手,这些文牍后来被整理成《抚吴公牍》出版,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丁日昌和林达泉两人的共同作品。

丁日昌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其收藏珍本多来自担任江苏巡抚期间,林达泉作为他的重要助手,参与了这批含有大量宋版古籍的藏书的整理,撰成《百兰山馆藏书目录》,这也是丁日昌后来《持静斋藏书目录》的底本。丁日昌将这些重要的工作委托林达泉完成,证明他对林达泉学识的欣赏和品格的信任。

同治七年(1868),林达泉以平定捻军的从征军功擢升直隶州知州,归江苏补用。第二年赴补江苏委办洋务兼督海运,朝廷根据他的劳绩候补直隶州,得到担任知县的机会,正式开始仕宦生涯。

从林达泉早年的经历可知,他一直对国家前途命运极为关心,因此留心实学,专注地理、兵防,对于时务具有强烈的认同,而与同乡丁日昌的私人关系,使得他加入洋务运动的潮流。

掌篆县政,施清廉之治

同治九年(1870),林达泉担任江苏崇明县知县。崇明县是个海岛,位于长江口,四面环水,是个地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地方士绅百姓遇到矛盾纠纷,倾向于通过控诉告状达到目的。

林达泉到任后,坚持勤政坐堂,对接到的案子,尽快秉公办理,随判随结案,这样诉讼刑狱案件数量渐渐下降。林达泉又对县中的一些陋规进行革除,清理过去积压的案件和文牍,同时加大力度建设县里的公共服务设施,增修城垣,疏浚河流水渠。他发动全县上下出钱出力,修建桥梁、义冢,为当地的书院筹集经费,为读书士子提供学习补贴的膏火。又设立同仁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婴儿。

两年后,林达泉调任江苏江阴知县。他在江阴的施政重在兴文教、重社会救助。

江阴城的西边名为申浦,原来有座延陵季子墓,延陵季子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因避位去国,以品格高尚为后人楷模。延陵季子墓因十九世纪中叶的国内战乱,墓前祠宇荡然无存。林达泉认为季子是开中国南方文教之光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于是捐出自己的薪俸,为延陵季子修坟墓,重建祠宇。随后设延陵书院课士,在书院内设立季子神位,每年按时祭祀,通过这种仪式恢复战后百姓对文教的重视,并筹设宾兴费振作士气。

江阴的内外护城河已经淤积很多年,林达泉倡导市民集资加以疏浚,又沟通东横河,使之能够灌溉十余万亩的农田。江阴县向来没有义仓,这种传统的义仓是旧社会用作社会救济的重要工具,林达泉任上专门选择地方,加以兴建,拟定《积谷章程》十条,刻在石碑上,作为永久的管理条例。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元年(1875),林达泉升任海州直隶州知州。除了疏浚河流、增筑堤防、兴建桥梁、缉捕盗贼等日常工作外,他还不顾自己的仕途前程,冒险做了一件拯救饥民的功德大事。当时海州因干旱发生蝗灾,饥民遍地,林达泉考虑开国家粮仓赈济灾民。属下幕僚均认为,开仓必须先向上级层层报告,否则有擅作主张而被弹劾谴责的风险。林达泉认为:“饥民命在旦夕,若俟禀回,必无及,且禀而不准,将坐视斯民饿死乎?”决定先救灾后报告。一些幕僚顾虑于朝廷法律条文问责,打算辞职避嫌。林达泉对下属表示,如果问责,所有责任由自己承担,不会委过于人。于是,他发出仓谷赈济灾民,而后才向上级报告。按规定要接受降级调任处分,幸运的是,当时的上峰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官员,获悉林达泉救民的真实目的后,被他的品德感动,于是免除了对他的处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为了救护百姓,林达泉准备牺牲自己的仕途前程,其爱民的勇气可嘉,其敢于干事的精神令人敬佩。

当时晚清名臣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曾巡察林达泉任职的地方,了解他的状况后,回到省城见到两江总督沈葆桢反映亲眼所见:“吾尝补被宿其官舍三日,厨传萧然。与之语,朴诚无城府,意远而意恳,诚良吏也。”意思是说,林达泉的官舍,住宿的条件简陋,厨房安排用餐也是简单得萧然,而与上级官员交流,言辞坦诚而没有阿谀奉承之色。

开府台湾,尽瘁于任上

正是因为出色的政务能力和敢于任事的作风,光绪三年(1877),林达泉被擢升为福建台北知府。当时尚未正式建府,林达泉此前曾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后为护理同知。

林达泉的到任有一段逸事。自康熙年间从明郑政权手中收复台湾后,台湾的重要性一向未被重视。到了晚清时期,因与外洋各国的联系紧密,孤悬外海的台湾的战略地位才被清廷所深切认识,加快了对这个屏蔽八闽的海岛的建设。其时,淡水扼全台要冲,凡通商贸易、开垦农业等事务繁重,同知的职位级别和资格不足以统辖。朝廷决定该设知府,命封疆大吏遴选能员补授。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以及两江总督沈葆桢均认为林达泉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按照清朝的惯例,知府一级的官员一般是在本省的官员中产生,而林达泉当时是在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任职,属于隔省调任,建议一度被驳回。最终朝廷颁布特旨,调林达泉前往就任,皆因他的才干和官声得到朝廷的认可。

林达泉抵达福建后,向朝廷递交“治台三策”,就是著名的后山策、全台策、理财策。阐述了“以退为进,逐渐而前”的开发方略,“用海而不用山”的军事防御战略,以及“求己不求人”的财政方针。

后山策认为,苏澳以南至新城一百五六十里,峭壁崎岖,没有可耕的土地,新城至花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林达泉认为,这些地方驻兵少则无法管理,驻兵太多又耗费钱粮,因此应该暂时放弃开发,而专注于秀孤峦到卑南觅一带。因为秀孤峦到卑南觅东西方均有大山作为屏障,可以对每年到来的台风的破坏力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中间有平原两百余里,可以进行屯戍,招募农夫,开垦荒地,易见成效。

全台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海洋时代,台湾的军事防御已经不能照搬传统的设置炮台的模式。因为台湾作为岛屿四面环海,用筑炮台的方法,将耗费大量财力人力。而且这种防御战略,将导致兵力分散消耗,被动挨打。林达泉建议引进现代海军建制来保卫台湾,使之成为中国东南的战略屏障。措施在于推动海上的商贸运输业的发展,减少后山兵勇,积蓄余力逐年购置铁甲舰,完善海上防御力量。

林达泉认为,台湾在开府之初,虽然不可能马上实现财政的自给,但从长远看,必须大力开展垦荒、种植、工业以及商贸运输业,大力推动台湾产业体系的完善,过渡到财政平衡,方能实现岛内的长治久安。

光绪四年(1878)三月,林达泉抵任,他马上投入“定统制、核征课、筹防垦荒”。同时请定地方土著读书人的学额,设义学,聘请通晓当地语言的人士翻译教学,招徕甚众。林达泉同时兼任巡抚营务,负责地方的司法管理,其时后山的少数民族不习惯官府的管理,时常进行暴力抗拒。林达泉冒着酷暑、瘴气亲赴现场处理纠纷,日夜工作导致休息不足。这时从家乡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林达泉哀伤过度,加上积劳成瘁,背上出现疽(恶性肿瘤),当年十月在官署去世。

林达泉病逝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感到特别惋惜,上书奏明其业绩,根据他奉公守法、清正廉明的政绩,有循吏的风范,建议将其事迹列入国史馆《循吏传》。闽浙总督何璟等也向朝廷报告他以勤政死于任上的事实,朝廷特赠从三品的太仆寺卿衔予以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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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泉生前虽然长期在外仕宦,但对故乡风土也极为关心。他喜爱读专注台湾事务的学者蓝鼎元的文章,而对明代潮州先贤翁万达特别佩服。翁万达的墓就在他的家乡三河,经过时光的洗礼,翁墓受到严重破坏,“松楸尽斩,山水漂啮,享寝秃废,丰碑、翁仲僵卧野田荒草中”,连墓前的空地也被无知乡人侵削。林达泉了解情况后,上书丁日昌,要求大埔地方官员出禁令加以保护。他回乡与友人饶云骧一起维修翁万达之墓,并在墓后左右栽种松树,体现崇文尊贤的风尚。

他回家省视老父亲,穿戴着布衣草笠,和蔼地与农夫樵夫交流种田山林的情况。有人以其官衔称呼他,他笑着制止,认为乡里乡亲,论长幼应当以排行辈分相称呼,官吏卸任在家闲居就是平民的身份,怎能再以昔日的官职炫耀呢?林达泉曾著《客说》一文,阐明客家乃是南迁汉民的后裔,有不少衣冠士族的血脉。客家人更有尊崇仕宦的官本位传统观念,但是,林达泉却表现出一般客家知识分子少有的平等观念和亲民作风,清史谓之“循良之吏”,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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