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词典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贞元八年（792），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病逝，享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朝时期的梅州地区，是一个山川未开的地方，崇山峻岭之中，猛虎、长蛇、封豕之害严重；纵横交错的水道之上，鳄鱼残暴酷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人们尚武、尚力、尚富，虏劫人口为货物，典卖贫民为奴婢的风气横行。

当时，由于地处穷荒，蛮风未化，包括梅州地区在内的整个岭南，中原官吏皆不愿到此当差。因此，从唐太宗开始，岭南成为处罚与安置谪宦之地。这些谪宦一般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们作为一个文化标本，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当地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其中，对梅州地区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谪宦是韩愈，明末清初梅州乡贤李士淳在《重修松江书院序》中云：“自唐以前，声教罕通，文物未著，山川灵异之气，半堙没于荆榛瘴雾山岚海市之中。自韩昌黎出守吾潮，命天水进士赵德为之师，而士始知学，人争向化，风气渐开，山川之色，亦遂燦然一新……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

1. 谏迎佛骨，被贬潮州

唐宪宗晚年迷信佛法。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人们礼拜之后，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因此，唐宪宗特地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于是，王公大臣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这样铺张浪费地迎接佛骨的行为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对其迷信佛法进行劝谏，直言将佛骨送到寺院里让百姓供奉毫无意义且劳民伤财，并指出佛法之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在汉明帝时期才从西域传进来。而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唐宪宗收到奏章后大发脾气，认为韩愈诽谤朝廷，非要把他处死不可。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求情下，唐宪宗才没杀韩愈，而是把他降为潮州刺史。而当时的潮州，包括今梅州市境域的大埔、丰顺、梅县、平远、蕉岭等。韩愈在贬谪潮州途中写下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2. 祭文驱鳄，以安人心

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十四日被贬为潮州刺史，“即日奔驰就路，经涉岭海，水陆万里”，四月二十五日到达潮州。

韩愈一到潮州，就询吏民疾苦，吏民皆说，江河中布满的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人畜，百姓深受其害。韩愈安慰并答应为大家驱除鳄害。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于是，他撰写了《祭鳄鱼文》，在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然后，他带着大小官员与百姓来到江边，先向鳄鱼宣读祭文，然后“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以与鳄鱼食”。接着，韩愈以《祭鳄鱼文》“祝之”。史载：“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当然，韩愈的祭鳄、驱鳄活动是荒唐可笑、无济于事的。《新唐书·韩愈传》所谓“（鳄鱼）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的记载也是不真实的。事实上，据刘恂《岭表录异》，在韩愈祭鳄鱼的二十九年后，李德裕也被贬谪到潮州，那时候韩江里还是鳄鱼成群。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所以，祭鳄、驱鳄活动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据说祭鳄以后，百姓慌乱情绪得到了控制，便都较为安心进行生产了。

3. 赎放奴婢，以除陋习

在韩愈到来之前，这里典卖贫民为奴婢的风气横行，人们尚武、尚力、尚富，虏劫人口为货物，甚至有“父子相缚为奴”的现象。豪强也“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 京师权要亦“多托买南人为奴婢”，致使“骨肉离析，良贱难分”。

韩愈面对当时严重的贩卖人口问题，想方设法，释放奴婢。他将“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计直，辄与钱赎。及还，着之赦令”。所谓 “计庸免之”，就是让作为人质的奴婢为债主有偿服役，并以工钱抵债，一旦工钱与债款相抵消，人质必须放还。在人质放还之后，还要“着之赦令”，以正式的契约文书为证，以防止豪强反悔。

他创造性地采用“计庸免之”与“着之赦令”相结合的方法，既解决了贫民无钱赎身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豪强利益；又以正式的契约文书保证了赎放奴婢措施的落实。在他的努力下，典卖贫民为奴婢的风气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4. 兴学教士，以振文风

在韩愈任潮州刺史之前，也曾有谪宦在此兴学教士，但往往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半途而废，所以韩愈到任时，“州学废日久”，潮州仍然“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耳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因此，韩愈在兴学育才的方法上，大胆地推举当地的人才赵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其运用当地人主持州学，以期“以潮治潮”，使潮州教育不会因管理官员的调动而受到很大影响，这就为潮州文教发展打下了基础。赵德，生卒年未可考，号天水先生，海阳人，祖籍广东潮安。韩愈走后，赵德继续留在家乡主持兴办教育，创立一批学堂，并且将韩愈所写的七十二篇文章辑成《昌黎文录》，以此作为潮州教育一个较具权威性的教学范本，从而加强儒学在潮州的传播。

韩愈治潮虽然只有短短七八个月，但他对当时潮州蛮风的教化作用显然比其他谪宦要大，其赎放奴婢的举措，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尚武、尚力、尚富而弱肉强食的蛮风。而其兴学教士举措对潮州产生的影响，更是得到后人高度评价。当然，韩愈对梅州的影响可能相对小一些，而且仅限于当时的程乡（包括今天的梅州梅县、丰顺、大埔、平远、蕉岭等地）。早在宋开禧元年（1205），梅州知州刘涣在城南百花洲建佳致亭，祀韩文公、程伊川、朱文公、刘元城、刘大中、程居士、赵先生。明清时期则设有七贤书院和七贤祠，韩愈便是里面祭祀的“七贤”之一。明末清初程乡乡贤李士淳称韩愈是“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清初程乡县令王吉人称程乡县为“昌黎韩公过化之邑”。这些史籍记载都说明，韩愈谪潮对梅州地区的蛮风渐开有较大影响，而这种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在这一个山川未开、蛮风未化的苦岭外地，在韩愈离开不久之后，居然产生了梅州地区第一个（三礼）进士——黄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