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纪委监委：坚持以学促干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0月13日，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市委党史学习教育有关会...【更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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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红四师师长叶镛
叶镛，四川乐至人，1926年秋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派往四川特别委员会工作。1927年任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任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继续在广东开展革命。1928年红二、四师会合后，叶镛和彭湃率红四师两个团在陆丰、普宁等地进行武装斗争。6月带领红四师余部在海丰白木洋遭敌夹击，不幸被捕。敌人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迫使叶镛命令红军投降，但叶镛严词拒绝，遭到敌人杀害，时年29岁。红四师成立遗址 在广州起义中浴血奋战 1927年广州起义前夕，张太雷等分头召开有教导团、警卫团革命官兵代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指挥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武装起义的战斗计划。12月10日，叶挺受党组织的委派，从香港赶来广州，担任起义军事总指挥。他立即召开参谋团会议，对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行动进行调查了解。 叶镛参加了这次会议，接受了战斗任务。回到连队后，他又一次秘密召集本连部分同志开会，作了战前动员，交待了作战任务。11日凌晨，张太雷、叶挺等来到教导团，宣布将教导团改为红军军官教导团，李云鹏为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3时许，叶镛首先下令行动小组，将张发奎派来监视教导团行动的原代团长朱勉芳处死，将原第一、三营营长等反动军官逮捕关押。广州起义爆发后，叶镛带领第一营像离弦之箭，冲向敌人在市中心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经过半小时激战，至天明时，将公安局和保安大队攻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牢门，放出被国民党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0多人。11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但是，敌人各种反动势力很快纠合在一起，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广州猖狂反扑。最终起义失败后，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撤出广州。13日晚上，起义部队撤退到沙河一带，连夜兼程向花县前进。16日，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和工人赤卫队保存下来的队伍共1000余人，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由叶镛任师长。他从广州起义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接着，由唐维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突围被捕 宁死不屈 1928年1月下旬，红四师在彭湃、叶镛率领下经百岭、五福田到达普宁县赤水村，然后兵分两路攻打昌寮和果陇地主民团。2月3日，攻下了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陇，使陆丰和普宁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又攻下了和尚寮。随着战斗的胜利，普宁县苏维埃政权在红四师的帮助下建立了起来。2月中下旬，红四师又先后攻下了葵潭等地。由于部队天天打仗，人员损失和弹药消耗很大，只得退入普宁大南山地区休整。 这时，国民党桂系军阀内争稍息，开始派兵“围剿”海陆丰苏区。红二师在董朗的率领下，经过和敌人激战，于3月21日被迫撤退后和红四师会合。会师以后，红军旋即攻下了惠来县城，成立了惠来县苏维埃政府。接着，红二、四师执行省委的有关指示，由彭湃、叶镛、董朗带领，分路向普宁、潮阳发展暴动。由于敌强我弱，部队向普宁、潮阳发展受到阻碍，只得退回惠来盐岭。4月上旬，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主要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叶镛、董朗等认为部队不能再去攻城夺地，应该拉到粤赣边界去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但是东江特委的同志不同意，坚持要部队回师海陆丰，恢复红色政权。8日晚上，部队在盐岭遭敌军袭击。叶镛、董朗指挥部队迅速撤退，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后来又率部队辗转退到海陆丰，在西北部山区展开游击斗争。 4月30日，省委派赵自选和海丰县委及红二、四师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反攻海丰县城的计划。叶镛等虽不同意反攻海丰县城，但仍坚决执行省委有关指示。5月3日，部队反攻海丰县城失利，叶镛率红四师退到海丰埔仔洞一带坚持活动。 由于敌人“围剿”日紧，环境险恶，红军只好分散游击。6月17日，叶镛带领红四师余部在海丰白木洋遭敌夹击。他因发疟疾，不能随队突围，伏于草寮中，被敌发觉捉去。敌人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办法，企图迫使叶镛命令红军投降，叶镛均严词拒绝，最后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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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
李淑桓（1894——1941），原名李壶娴，广东鹤山古劳围墩村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尤爱烈女传，养成坚毅性格，崇尚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民族英雄。1913年结婚后在广州开设“时修”女私塾，亲自执教。1930年举家迁居香港继续办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铁蹄下沦陷，李淑桓义愤填膺，挥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哀国难》一词，教育学生勿忘国耻，奋发学习，报效社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把七个子女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李淑桓 送子女上抗日前线 1938年1月，李淑桓让长子郭显承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牺牲。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大鹏湾登陆，东江和广州周边各县纷纷宣告沦陷。香港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许多爱国青年男女纷纷背起行囊返回内地参加抗战。目睹国破家亡的李淑桓，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郭云翔和六子郭显怡送回东江抗日革命根据地坪山，一起参加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1939年5月，随慰问团回东江探望在部队的儿女时，李淑桓毅然把双胞胎的四子郭显和与五子郭显乐带上，送到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队在召开欢迎慰劳团大会上请她讲话，李淑桓首先把五个子女叫上台来，让他们按照高矮次序站好。她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人人有责。我大儿子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三儿子在香港做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都在这里，最小儿子(郭显隆，1941年参军)才9岁，等他长大些也送来参军。”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听到这感人的话语，现场群众和战士无不热烈鼓掌。 香港住所成为战士避难所 1940年3月，五子郭显乐随曾、王两部东移海陆丰地区时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牺牲。1941年初，丈夫又因肾炎病逝。她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丧夫失子的沉重打击，仍然全身心投入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曾、王东移部队不少在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联的战士，辗转来到香港找到“郭妈妈”求助，李淑桓家成为这些战士的避难所。她总是说：“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有得吃，你们就不会挨饿，放心吧，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李淑桓的鼓励令很多和部队暂时失联、处在彷徨无助中的战士深感温暖，重新燃起希望。 血洒大岭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李淑桓带着七子郭显隆离开香港，来到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在大塘村小学以教书作为掩护，做抗日民运和交通情报工作，负责游击队第三大队大塘情报站的工作。 当年9月，国民党顽军纠集了一两千人突然向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武装进攻，大塘村首当其冲。正在教书的李淑桓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遭到反动派多次严刑酷打，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你们要杀就杀，我一个老太婆死了，还有我的儿子，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抗日志士，你们杀不绝，他们一定会替我报仇！”敌人用一个箩筐抬着身上和手脚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李淑桓，押到金桔岭顽军司令部秘密处决。李淑桓就义时候，年仅47岁。第二天，李淑桓的四子郭显和也在大王岭战斗中牺牲。 李淑桓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回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挥泪相告，悲痛万分。随后，她的七子郭显隆跟随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为了一名小交通员。1942年“三八”妇女节，东江纵队机关报《东江民报》刊登李淑桓的英勇事迹，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学习李淑桓崇高的革命气节，树立必胜的信念，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写下对李淑桓烈士的深切追忆，称她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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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抗战时期潜伏羊城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广州沦陷期间，为配合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陆续派人到广州建立交通站，收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陈翔南同志受命潜入广州，负责领导广州地下党工作，见证了这段秘密的潜伏岁月。 陈翔南 寻找职业掩护 为安全进行地下活动，我党的同志进入广州后，三个步骤至关重要。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作掩护。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有了群众作掩护，才能站得稳。 1945年2月，陈翔南到广州后，先到惠福西路东纵系统麦任的住处，同麦任碰头见面。麦任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陈翔南居住，同年7月，陈翔南迁往三府前街，与一位进步群众同住。根据秘密工作规定，除了麦任等个别同志外，其他同志并不知道陈翔南的住处。至于公开的职业，陈翔南则接替原负责广州沦陷区工作的梁广，以位于十三行路的华昌京果药材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华昌药材行是梁广为寻找职业掩护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由梁广挂名经理，并安排一名地下党员主持店务，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陈翔南不在这个药材行住宿，但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破绽，他每天中午前后都到药材行转一趟，有时出于应酬需要，还与合伙人去茶楼饮下午茶。在平日的生活中，单从外表看上去很悠闲，但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陈翔南其实脑子里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统一地下组织 从1941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先后派遣了一批党员赴广州活动。他们进入广州以后，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指导方针，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逐渐在广州站稳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除非必要，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在组织上未能统一起来，几股力量未能拧成一股绳。当时，广州党的地下组织大体分为四条线：（一）原粵南省委系统，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党员人数在15人左右，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二）东纵系统，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至30人左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服务，其中有的从事交通工作，有的做黄包车工人工作，有的做情报和敌伪军敌工工作。（三）珠纵系统，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左右。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活动。（四）北江特委系统，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的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队服务，在广州建立了好几个据点，举办过几期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斗争。 陈翔南分别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将四条线的党员基本上统一起来。作为领导人，陈翔南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主要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和郭静之，这五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广州地下党组织统一后，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大力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等。 散发抗日传单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已岌岌可危，但处在日寇统治下的广州人民，由于受到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抗日战争形势不够了解，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还未消除，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日作用还不清楚。在七大精神鼓舞下，从当时广州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广州地下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告广州同胞书》，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用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宣传东纵和珠纵英勇抗敌的战绩，以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 传单由陈翔南根据七大精神执笔起草，写好后，又同麦任、余美庆共同斟酌才最后定下来。传单内包含两篇文章，分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为了打好这场宣传战，陈翔南同麦任、余美庆进行详细研究，对具体方案进行周密安排。 全市统一散发传单的时间，选择在初夏的一个晚上，从敌人进行灯火管制时开始（九点钟左右），至十点钟结束。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以及河南地区等，涵括了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范围很广，规模很大。第二天清晨，全市为之震动。敌人异常紧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劫收广州后实行反动统治，中共组织仍处于地下状态，潜伏羊城的共产党员们为谋求广州的解放开又始了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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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群众领袖刘志丹曾在黄埔军校学习
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到达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 黄埔军校四期生 刘志丹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受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等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时年22岁的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渡过了黄河，经山西、河北到达北京。在北京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刘志丹和同行的霍世杰、杨国栋都被录取了。他们拿上介绍信到了天津，坐船南下，从水路到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刘志丹等三人终于1925年冬抵达广州。 1926年初，入伍生教育结束，刘志丹通过升学考试，被编入第四期步兵科学习。步兵科以7/10时间学军事，军事学科有典范令、基本战术、兵器、地形地物等，军事术科有野外演习、射击、马术等；3/10时间学政治，政治课程则教以党的组织及一般政治常识。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学生兼学军事与政治，使步兵科学生懂政治，从而成为文武双全、全面发展的革命军人。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涯，为刘志丹以后创建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刘志丹入校后，被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所感染，眼界为之一新，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政治教官恽代英、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同志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认真进行军事训练，政治上也很活跃。 因为中共中央曾发通告，在军校第四期学生中，伍中豪、林彪、曾中生、袁国平等都是共产党员。刘志丹经常与这些人联系接触，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每周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党的小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由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讲解形势、任务和党的工作，每次都有黄埔军校几十乃至数百名党员参加。刘志丹常坐电船赴广州市内参加这样的会议。 战胜病魔意志强 由于过度劳累、水土不服，刘志丹在广州突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学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他患了急性痢疾，打了几天针，依然不见好转。医生让他休学，但他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终于战胜病魔并把学习坚持下来，不曾懈怠。他还在病床上给榆林中学的王子宜写信，建议他毕业后回家乡，从教育入手，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还根据平时的了解，拟了一个名单寄给王子宜参考。 1926年7月，刘志丹带病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北伐誓师大会，随东路军出发。刘志丹带着两个连队行军作战，沿途还向群众作宣传，日夜操劳不停。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消灭军阀，早日统一中国。刘志丹跟着东路军到达江西的吉安，突然接到命令，调他回广州。刘志丹立即赶回广州，原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共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调刘志丹回广州，就是派往冯玉祥部队去的。 屡败屡战终不悔 1926年冬，刘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用黄埔军校所学对马鸿逵部进行训导，在营以上设立政治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反对打骂士兵，教育官兵们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刘志丹的改造工作使马鸿逵部起了明显的变化，战斗力也有所增强，并按时开到西安前线，解了西安之围。西安解围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之下，国民军联军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被誉为“西北之黄埔”。因为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他也被聘为军事教官。 冯玉祥背叛革命后，刘志丹离开冯玉祥部，于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继续做“兵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931年9月，陕甘边界游击队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1932年初，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对游击队实行直接领导。因为杜衡的“左”倾指挥，红二十六军被迫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终南山，苦战一个多月，全军覆没。最危险的时候，刘志丹孤身一人藏在深山老林里，不幸掉下悬崖，在草丛里躺了一天一夜，幸亏被战友所救。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陕北继续战斗。 1936年4月14日，在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中弹身亡。 毛泽东得到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后，非常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为了纪念刘志丹，当年5月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刘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又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高度评价刘志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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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群众领袖刘志丹曾在黄埔军校学习
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到达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 黄埔军校四期生 刘志丹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受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等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时年22岁的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渡过了黄河，经山西、河北到达北京。在北京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刘志丹和同行的霍世杰、杨国栋都被录取了。他们拿上介绍信到了天津，坐船南下，从水路到广州。经过长途跋涉，刘志丹等三人终于1925年冬抵达广州。 1926年初，入伍生教育结束，刘志丹通过升学考试，被编入第四期步兵科学习。步兵科以7/10时间学军事，军事学科有典范令、基本战术、兵器、地形地物等，军事术科有野外演习、射击、马术等；3/10时间学政治，政治课程则教以党的组织及一般政治常识。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学生兼学军事与政治，使步兵科学生懂政治，从而成为文武双全、全面发展的革命军人。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涯，为刘志丹以后创建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奠定了思想基础。 刘志丹入校后，被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所感染，眼界为之一新，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政治教官恽代英、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同志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认真进行军事训练，政治上也很活跃。 因为中共中央曾发通告，在军校第四期学生中，伍中豪、林彪、曾中生、袁国平等都是共产党员。刘志丹经常与这些人联系接触，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每周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党的小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由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讲解形势、任务和党的工作，每次都有黄埔军校几十乃至数百名党员参加。刘志丹常坐电船赴广州市内参加这样的会议。 战胜病魔意志强 由于过度劳累、水土不服，刘志丹在广州突发高烧、昏迷不醒。同学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他患了急性痢疾，打了几天针，依然不见好转。医生让他休学，但他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终于战胜病魔并把学习坚持下来，不曾懈怠。他还在病床上给榆林中学的王子宜写信，建议他毕业后回家乡，从教育入手，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还根据平时的了解，拟了一个名单寄给王子宜参考。 1926年7月，刘志丹带病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北伐誓师大会，随东路军出发。刘志丹带着两个连队行军作战，沿途还向群众作宣传，日夜操劳不停。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消灭军阀，早日统一中国。刘志丹跟着东路军到达江西的吉安，突然接到命令，调他回广州。刘志丹立即赶回广州，原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共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调刘志丹回广州，就是派往冯玉祥部队去的。 屡败屡战终不悔 1926年冬，刘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用黄埔军校所学对马鸿逵部进行训导，在营以上设立政治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反对打骂士兵，教育官兵们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刘志丹的改造工作使马鸿逵部起了明显的变化，战斗力也有所增强，并按时开到西安前线，解了西安之围。西安解围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之下，国民军联军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被誉为“西北之黄埔”。因为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他也被聘为军事教官。 冯玉祥背叛革命后，刘志丹离开冯玉祥部，于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继续做“兵运”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931年9月，陕甘边界游击队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1932年初，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西北地区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对游击队实行直接领导。因为杜衡的“左”倾指挥，红二十六军被迫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终南山，苦战一个多月，全军覆没。最危险的时候，刘志丹孤身一人藏在深山老林里，不幸掉下悬崖，在草丛里躺了一天一夜，幸亏被战友所救。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陕北继续战斗。 1936年4月14日，在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中弹身亡。 毛泽东得到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后，非常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为了纪念刘志丹，当年5月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3年，刘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又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高度评价刘志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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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会 | 不应忘却的黄埔精魂熊雄
熊雄，江西宜丰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到苏联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5年从莫斯科奉调回国，在黄埔军校任政治大队副队长。后随广东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曾先后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等职。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熊雄被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5月被秘密杀害，时年36岁。熊雄 海外探求革命真理 1919年，熊雄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毅然抛弃数年的戎马生涯，筹款赴欧洲留学，探索改造中国的新道路。熊雄到法国后，同留法学生一起过着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这个时期，他有机会更多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结识进步的留学生和华侨工人，思想日趋进步。1920年秋，他同友人游巴黎铁塔，吟诗一首：“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戳，南圻逐鹿竟谁家?!”称赞了巴黎铁塔的雄伟，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抒发了对祖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忧愤心情。年底，熊雄与友人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其后又以学会为核心扩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积极主张勤工俭学学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到工厂做工，参加工人运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为了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1922年3月，熊雄离开法国，转赴德国留学，不久，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旅德同学常在周末集中于康德大街中共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和商讨工作，主要是研究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的问题。参加活动的有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等。6月，旅欧中国少共在巴黎成立，成员有三十余人，每人均有代号，熊雄的代号叫“其光”。8月，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在柏林的共产党员推举周恩来到巴黎出席成立大会。旅欧支部当时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旅欧少共成员在留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 1923年3月，中共旅欧支部选派一批党团员赴苏学习。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人同去莫斯科，进入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熊雄除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之外，还有机会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多年的留学生活和工作实践，使他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 誓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1926年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加紧对黄埔军校控制，并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7月26日，他对校部各负责人讲话时，还用“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几句口号，对共产党人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作为军校政治部主任的熊雄，毅然在《黄埔日刊》上发表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敌人，即拿起对付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 10月初，当黄埔四期毕业生上前线时，熊雄在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指出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与革命者胜利的喜悦和反动派失败的恐惧，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与乐观主义的精神。 1927年 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这一天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找熊雄谈话，妄图逼其就范。熊雄严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方鼎英怕搞下去会引起校内师生的骚动，转而要求熊雄出国学习，答应派艇送去香港。熊雄于次日对送行的师生作了简短讲话，勉励大家继续恪承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然后登艇离去。汽艇徐徐离开黄埔，驶至江心，突然发生“机件失灵，停下检修”。这时，监视黄埔的中山舰即派人登艇将熊雄逮捕。 在狱中，熊雄仍对被囚的其他革命同志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气节教育，稳定他们的情绪，鼓励大家坚决地与反动派作斗争。直至生命最后时刻，熊雄始终表现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