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吉安，古称庐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庐陵真可以称得上是“文章节义之邦”。论文章，庐陵诞生了欧阳修、杨万里等诗文名家，从南唐到清朝，这里诞生近三千位进士，古代著名的书院——白鹭洲书院即设立于此地。论节义，庐陵历史上涌现出“五忠一节”，这六位庐陵人在官方所赠谥号中，或有一个“忠”字，或有一个“节”字，他们中有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捐躯，壮怀激烈。庐陵历史上还产生了一批贤母，其中最知名的是陶母、欧母、文母，她们的事迹令人钦佩，她们的风采令后世敬仰。

　　陶母退酢，告诫为官公私分明

　　这里说的陶母是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倘若陶侃这个名字令各位读者感到陌生，那么他的曾孙陶渊明的名字可说是妇孺皆知。陶渊明有一篇感人至深的家书——《与子俨等疏》，这是陶渊明年过五十、疾病缠身，感到人生大限将至时对五个儿子的叮咛，他最大的愿望是兄弟和睦。在家书的最后，陶渊明引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句，希望五个儿子能以具有高尚品格的先贤为学习对象，“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陶渊明的后代不必向外寻先贤学习，祖上陶侃及陶侃母亲湛氏的事迹足资教育。《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记载了陶母湛氏的事迹，不少后来还成为了典故。陶侃幼时家境较差，他日后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与母亲的勤劳、格局密切相关。湛氏之勤劳，体现在她以纺织维持家庭生计。湛氏之格局，则体现在她从来不因贫困而短视，相反她为家人成才不遗余力。

　　湛氏常以纺织所得，资助丈夫结识优秀的人，湛氏认为只有与在道德上、学问上优于自己的人为友，才能提高自己。陶侃功名未显时，鄱阳郡孝廉范逵来拜访陶侃，要在陶家住上几日。“孝廉”是流行于当时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按照设计这项制度的初衷，推举为孝廉的人应是地方上孝悌而清廉之士。范逵的到访让湛氏感到高兴，也让她发愁，因为“室如悬磬”，她家房子就跟悬着的钟一样，空空如也，而范逵仆从和马匹不少，这样的条件能接待好吗？

　　偏偏范逵到来时，天降大雪。湛氏让儿子陶侃只管把客人留下来，不必担心接待问题，她已经想出了办法。她将自己的长发截去，做成了两套假发，由此换回了几斛米，煮饭需要烧柴火，她从本就简陋的屋中砍下细小的柱子用来烧火。为了解决马儿吃草的问题，她竟将坐卧的草席一割为二，一半用来喂马。范逵得知湛氏为了接待自己如此操劳，十分感动，称赞“非此母不生此子”。大概经过范逵的传播，陶侃和湛氏甚至在洛阳也有了知名度。

　　陶侃曾在浔阳也就是九江为官，是一个“监鱼梁”的小官，鱼梁是一种捕鱼的方法，大概“监鱼梁”负责捕鱼及相关业务。陶侃给母亲寄去了一罐腌制的鱼干，本以为母亲会高兴接受，却未曾想到这罐鱼干怎么寄去的怎么退回，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封湛氏写的家书：“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湛氏告诫儿子，你身为管理捕鱼的官员，怎能假公济私送鱼干给家人，这真让人担忧。

　　一罐鱼干虽小，但其中包含的假公济私的行为却足以引起警惕。湛氏常借小事叮嘱陶侃，不要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偏。因为幼时家贫，湛氏和陶侃在冬天也只能穿破旧麻衣，这种记忆一直印在湛氏脑中，湛氏也希望陶侃不忘这段记忆，尤其是在陶侃功成名就后，一条史料说湛氏总是在陶侃的官服袖口缝一块布片，上写：“汝当作佳官，尽心恤民，毋忘着葛衫时。”而陶侃也不负母亲的期望，果然成为“佳官”，尤其他任职荆州时，路不拾遗，后人因此称他为“陶荆州”。

　　欧母画荻，涵养俭孝仁爱之心

　　庐陵历史上涌现出的“五忠一节”，按照时代顺序，第一位是我们熟悉的欧阳修，他的谥号是“文忠”。

　　欧阳修名列唐宋八大家，这样一位大文豪却有一段连纸笔和书本都买不起的童年岁月。欧阳修四岁时，父亲过世。欧母郑氏这时三十岁，她带着欧阳修和其妹两个孩子投奔在随州为官的欧阳修叔父，这样虽然有了依靠，但生活远算不上宽裕。郑氏出身江南大家，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为欧阳修的教育倾注全部精力，留下了“画荻教子”的佳话。原来，郑氏教欧阳修写字，没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怎么写字？郑氏就地取材，用一根荻管在沙面上写字。

　　欧阳修的文章中，有一篇《泷冈阡表》，“阡表”即墓表，是记载墓主生平、表彰墓主品德的纪念性文字。这是欧阳修在其父欧阳观过世六十年后所写的，这时他的母亲也过世了。欧阳修手书的《泷冈阡表》碑刻今天还完好保存在吉安市永丰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欧阳观过世时，欧阳修才四岁，他对父亲的记忆基本来自母亲，因此论者指出《泷冈阡表》“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

　　欧母郑氏常用欧阳观的事迹教育他，期望欧阳修能继承父亲身上的俭、仁、孝等优点。欧阳观是一位“廉而好施与”的官员，俸禄不多，却仍然担心让钱财成为自己的累赘。欧阳观过世时，家中“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这意味着郑氏和两个孩子只能过苦日子。郑氏始终以俭约治家，后来日子稍有起色，对欧阳修说：“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欧阳修在而立之年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母亲陪他同去夷陵生活，全无愁容与抱怨，反而言笑自若，还宽慰欧阳修：“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通过母亲的讲述，欧阳修知道父亲是个孝子。欧阳观常常思念过世的母亲，岁时祭祀不辍，总是感慨祭品再丰富也不如父母健在时提供微薄的供养。母亲还告诉欧阳修，欧阳观为官时对于刑狱慎之又慎，常常为不能帮助治下的百姓免于或减轻刑罚而自责。母亲由这两件事，归纳出欧阳观做人处世的准则，将之传给欧阳修：“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侍奉父母不在于提供多么丰厚的物质，而在一个孝字，也许不能为所有人谋得利益，但重要的是保持一颗仁厚之心。

　　欧阳修在人生暮年写作这篇文章并立碑，是因为他认为经历长时间的检验，他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待，他在文章的最后自豪写道“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来自何处？来自母亲的教育、纯良的家风。

　　文母俭勤，鼓励孩子为国尽忠

　　庐陵“五忠一节”中的最后一位是文天祥，他谥号“忠烈”。史书记载，文天祥童年时，在故乡学宫中见到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塑像，这些乡贤“皆谥忠节”，他心生羡慕，立志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没不俎豆（古代祭祀用具）其间，非夫也”。

　　文天祥日后不仅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而且更为悲壮。文天祥的选择，不仅受到时代的影响、先贤的影响，也受到家庭的影响。他的父亲文仪和母亲曾德慈都教他以忠报国。文天祥的事业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与他有共同信念的一群人的事业，这其中他的家人付出极多，却容易被忽视。

　　关于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文天祥的弟弟文璧有一篇《齐魏两国夫人行实》，由此我们可知她是一位“生有挚性”的顽强女性，她以“俭勤”相夫教子，自己的吃穿用度十分简约，但在孩子的教育上从不吝啬，若是要为孩子延请名师，就是典当自己的首饰也愿意。文天祥和弟弟文璧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文天祥还高中状元。

　　曾德慈默默支持文天祥的事业，一家人聚少离多。文璧就任惠州知州后，将母亲接来了惠州，行实写道“岁在丁丑（1277年），天祥自闽来谂，兄弟迭娱侍，意颇自适”，然而身处战乱之中，母子团聚的温馨时光注定是短暂的。更大的悲剧发生在第二年，这年农历九月，曾德慈在惠州军中感染疫病而亡，十一月，文天祥的长子文道生也病死在惠州。在此前后，文天祥的妻子、女儿或被俘，或死于战乱。

　　文天祥与母亲感情深厚，他在诗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在被押送元大都的路途上，文天祥作《邳州哭母小祥》，所谓“小祥”指父母逝世一周年，他作为长子无法祭祀母亲，沉痛不已，他追忆母亲对自己的教诲，更加坚定以身殉国的志向：“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

　　在第二年“大祥”时，文天祥在狱中写下《哭母大祥》，他做了一个梦，“夜来好梦归故国，忽然海上见颜色。一声鸡叫泪满床，化为清血衣裳湿。当年嫠纬意谓何，亲曾抚我夜枕戈。”枕戈待旦的典故不必多言，“嫠纬”即“嫠不恤纬”的典故，出自《左传》，嫠为寡妇，说的是寡妇不担心纬线少，织不成布，担心的是社稷倾颓而祸及自己与家人。文天祥的母亲懂得这一道理，因此坚定支持儿子的事业。

　　文天祥在诗中感慨“古来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他已下定决心慷慨赴死，若问平生憾事，便是无法亲自归葬母亲。他将这件事委托给了弟弟文璧，文璧在行实中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写归葬的过程，他完成了哥哥交待给自己的事，而此时文天祥已就义。

　　母亲、父亲与孩子共同构成一个核心家庭，中国人历来注重父母对孩子的身教与言教，家风由此传承，细品中国人的家风家训，无不以贤为典范。见贤思齐，敬德崇仁，如此家风方能致远。（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