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桥流水、青砖黛瓦、枕河人家，在世人眼中，这是江南古镇独有的美。在无锡西郊的惠山之麓，就有座以“惠山”为名的古镇，它犹如一首传唱千年的旖旎吴歌韵味悠长，不仅将水乡的灵秀之美熏染进遍布古祠堂的街角巷陌，还用那蕴含其间的悠远历史与深厚文化，向人们演绎江南古镇别样的深邃与沧桑。

　　在这座建有百余座祠堂的“家族史大观园”里，镌刻着八十余个世家望族绵延千年的岁月变迁，品味其中，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一段“两园”兴衰的往事。

　　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如今的锡山秦氏祠园——寄畅园（又名秦园）刚刚完成了它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几乎同一时期，今天已鲜有人知的愚公谷（又名邹园），在历经十余年的匠心营造后，也终成“一时冠绝吴中”的美景。至此，惠山脚下，大运河畔，隔街对望的两园遥相辉映，一时间煊赫江南。

　　可以想象，当时堪称“双璧”的两园必是叠山理水、亭台楼榭、廊腰缦回、美石嘉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造化神妙，变幻无穷”。但令人叹惋的是，这段江南园林史上的“高光”时刻不过昙花一现，仅过了五十年，愚公谷就衰败了。昔日占地五十亩，分布六十处景观的愚公谷，如今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寄畅园则传世近五百年，扬名海内外，成为中国私家园林“长寿”的典范。

　　人们不禁会问，一街之隔南北相望的两园，何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探究秦、邹两家的家风传承，或可窥得这一兴一衰的秘密。

　　寄畅园首任园主是有着“五部尚书”之称的秦金，他虽官位显赫，却一贯清廉自持，“服食甚俭，无姬妾之奉，无宴饮之乐”。明嘉靖年间，园林建造竞奢之风盛行，秦金反世风而行，将克勤克俭的人生追求“融情入境”于自家园林的设计营造，在方寸天地之间，经营出朴素淡雅的风格。他用“凤谷行窝”为园林命名，不仅诠释着自己的归隐之乐，还为子孙勾勒出一方“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乐土。

　　秦金之后历经两代，族人秦燿继承“凤谷行窝”，他将经营天下的丘壑与情怀倾注于园林的改旧筑新，“几易伏腊终成二十景”，取王羲之诗句“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遂改园林名为“寄畅园”。虽寓意寄情山水，但秦燿从未忘记“行善”和“读书”的祖训，怀揣儒家经世的理念，告诫子孙要把园林当作“习静之所”。在“孝友传家、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下，秦家创造了“一门高中三探花，仕出十三位翰林学士”的传奇。

　　秦氏家族的进取，不仅使寄畅园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能够“一姓世守”，免于流转他姓之手，还为它赢得了皇家的青睐。清朝康熙、乾隆祖孙两帝在历次南巡中，多次驻跸在此，甚至“爱其幽致，携图以归”，依样在颐和园和圆明园内分别建造了“谐趣园”和“双鹤斋”，如此殊荣在中国私家园林史上极为少见。

　　反观愚公谷，无锡士绅邹迪光斥巨资，耗费十余年心血，只为“打造”一个“可游、可观、可居、可娱乐”的“安乐园”。在这种追求生活享受的思想下，邹迪光不惜花重金“专事欢娱”，愚公谷很快成为江南盛极一时的“文娱沙龙”。慕名而至的文人骚客在园内结社作诗、挥洒丹青、坐禅论道。作为顶级“票友”，邹迪光蓄养的昆曲戏班冠绝江南，愚公谷中有十二楼，“一楼一伶”驻场倾情演绎，曲艺名家、公卿巨贾常受邀前来或切磋技艺，或宴饮品鉴。

　　日日醉心于此的邹迪光，根本无心教育子女，在其宠溺纵容下，儿子邹德基狂放不羁、嗜酒如命、交友非类，曾于大雪初霁，登临山顶任意挥洒金箔，看其随风飞舞取乐，如此乖张行为不胜枚举。在继承愚公谷后，邹德基奢靡更甚其父，仅过两年，便引得仇人觊觎而遭杀害。转瞬间，愚公谷人去楼空，家败园废后被瓜分，沦为乱坟荒丘，令人唏嘘。

　　两园的命运走向，曾令许多文人感慨不已，也有诸多思考，从今人的视角看，其根源就在于两个家族迥异的家风。

　　秦家以经世报国为己任，倡导“学而优则仕”，教导子孙勤奋进取；邹家则专注于自我享受，过分追求现实生活的安逸与精神世界的享乐。秦家以“孝友”传家，于寄畅园内建造家祠，以孝带忠、以祠带园，并公选贤能族人担任祠主，让家风代代传承；邹家父子只把园林当作“怡情娱乐”之所，忽视了对后代的言传身教，使得“末世狂生”邹德基这样的败家子任性妄为，终致家族由盛转衰。秦家历来提倡戒奢尚俭，坚持勤俭持家，寄畅园得以“五百年不更二姓”；邹家则恣意享乐挥霍无度，穷奢极侈无节制，最终“子亡园废”。

　　一落一起，山断云连；一兴一衰，福祸相依。两园的往事虽早已融入历史的长河，但那饱经沧桑的砖瓦草木，抑或残存无几的枯树颓垣，仍可透过时间的浪花，让今天的人们清晰探寻到投射其中的兴衰道理：家风是一个家族兴衰的关键，家好国才能强。